您现在的位置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44亿人口,经济总量达21万亿美元。在这样巨大的地带进行战略推进,不可避免地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并涉及沿线各参与国之间深刻的利益协调,而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在缺乏军事力量硬实力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带一路”上情况高度复杂,民族众多、宗教形态多样、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高度多元,民心相通的任务尤其复杂。如何构建良好国家形象,成为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沿线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很多大型合作项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行先试”意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面临难得机遇,亦存在挑战,中国宜多管齐下,化解难题,优化合作模式,搞好彼此发展政策对接,打造繁荣的命运共同体,并将东南亚打造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典范。



从大背景看,“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东南亚多国利益,总体上是受欢迎的。但随着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推进能力日益上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结构性矛盾凸显,加剧东南亚中小国家的战略敏感性和脆弱性。东南亚多国精英和民众对“一带一路”一知半解,存在不少误解乃至疑虑,有人趁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中国控制论”。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存在对华“既靠又防”的两面性。东盟力推域内互联互通,印尼官员近期表示,东盟未来15年的互联互通计划投资3.3万亿美元,但资金匮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亚投行的成立给东南亚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尼等国在铁路、公路、港口等领域与中国展开积极合作,希望借助中国支持提升其国内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消除经济发展瓶颈。同时,东南亚各国也重视通过拓展与美国、日本、欧洲等的合作来平衡中国影响力。东南亚国家尽管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中小国家的战略承载力总体不强,并天然对中国的周边外交有所提防,有时还会在“一带一路”合作上态度暧昧甚至存在阻挠。



民心相通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稳定的基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偏弱,难以有效发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润滑剂和稳定器的作用,反成“短板”。一方面,中国人对东南亚的国情、社情了解不够,合作时“愿望思维”较强,难换位思考,经常受挫。很多中国人在东南亚举止失当,引发当地人的反感和抗议。目前而言,中国对东南亚精英的培养和资助力度明显不足,制约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对接。

根据自2014-2016年期间对一些政府部门与中国“走出去”的多家企业的调研来看,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目前仍面临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可能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在经贸关系、人员往来方面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第一,应对文化差异尤其是宗教差异的方法不够。在“一带一路”上汇集了全世界四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加上华人地区的儒家文化与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地区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一带一路”上有六大差异明显的文化。如何寻找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社会的有效交流方式,寻求这些社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中国软实力的关键。根据对“走出去”的企业的调研来看,中国在宗教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宗教地区的文化交流项目,虽然高度重视宗教差异、社会习俗等敏感问题,但是在交流上仍然存在着世俗社会对于宗教社会难以避免的认知障碍。中国的有关部门在运用所在国、地区文化资源,阐述“一带一路”方面,自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常常出现自说自话的情况。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地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存在先入为主的排斥情绪,存在所在国上层对华友好,而民间对华印象不佳的情况。



第二,部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由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大型工程多通过大中型国有企业来完成,因此企业的形象往往与中国国家形象密切相关。企业是市场经济行为的主体,许多“一带一路”上的国家通常将企业的经营行为视为政府引导下的行为。这就要求中国企业不仅需要高质量地完成承建的项目,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充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发挥企业外交的作用。中国企业在海外虽然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是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方面是缺乏熟悉当地文化、善于与当地媒体、NGO沟通的人才,交流上的不畅导致正常的经营行为被妖魔化。另一方面,是管理工作存在一些问题,曾有报道称中国企业员工在当地行为失当,造成比较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滥杀、滥捕当地的野生动物,破坏当地环境、不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等。造成了基建易联、民心难通的现象。



第三,海外金融服务滞后导致的海外资金周转困难。“赚了几百万美元却无法直接汇到国内,盼望外汇管理能够跟上新业态发展的脚步”,反映出了很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的呼声。目前,海外运营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受到外汇管制。海外客户的款项无法直接汇入国内总部,只能与当地公司结算,钱只能留在海外,在海外市场进行二次投资或通过香港的分公司接受外汇。为此,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公司甚至无奈选择借助地下钱庄等渠道转移资金,资金难以回流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影响企业参与海外的招标和缴纳保证金。


第四,缺乏同当地NGO等组织打交道的经验。在“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与地区,NGO十分活跃,甚至基本上成为了民间社会最重要的代言人。中国的有关部门与企业在推进“一带一路”的时候,侧重于走上层路线,缺乏同NGO打交道的经验,缺乏与其互动、为我所用的能力。这就带来了中国的有关部门与企业虽然人在当地,但是仍然不接地气的情况。尤其是在缅甸等一些东南亚国家,NGO大多受美、日资助,这些组织有意策动一些国家的底层民众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上的一些项目产生抵触情绪。



第五,缺乏经营可持续性人脉的主动性。进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人脉经常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软实力”。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大多是“人治色彩”较重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制度是虚的,关系是实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得是否顺畅,很多时候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交到朋友,朋友给不给出力。在欧美国家对东南亚国家的工作中,广结人脉的现象十分常见而且极其全面、灵活,往往是外交、军事搭设平台,商业、文化跟进运作。相比之下,我们做得不够。中国各方面每年涉外活动都很多,也建立了一些关系,但是这些关系都是单向的,我们的一些部门并没有为企业搭台的主动性。同时,我国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也往往不注重人脉的建立,认为是外交部门的事情,在对外活动中心态保守。


中国的企业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存在比较明显的急功近利的倾向,这往往与经营人脉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相悖。我们的一些部门和企业总是侧重于经营可以短期见效的人脉,而对长线布局缺乏兴趣。烧热灶而不烧冷灶,只和台上的人称兄道弟,不和台下的人保持关系的短线做法,结果往往是台上一换人,整个投入就打了水漂。



第六,法律差异甚至冲突所产生的国际投资及经贸合作等方面的法律障碍。“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国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而通过刚性、不易被随意更改的法律手段,对有关事项予以明确规定,并设立合理的实施机制,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相关义务。但“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法系之间,存在着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而如果在法律规定和协商条款上规定的过于僵化,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不利于削减投资壁垒。为此,如何通过协商,以条约或协议的形式,尽可能清晰地明确各方相关权利义务、推动各方面共商、共建、共享,最大限度的避免或排除各方产生分歧或争端的可能性,设立合理有效的机制,通过有效的司法或仲裁等手段,及时调整、解决相关纠纷,着实考验着各相关方面的智慧。



构建“一带一路”上中国的综合实力,让中国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所在东南亚地区国家的上层,还要能够扎扎实实地沉下去,让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大众能够感受到中国的魅力与善意。同时,尽可能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支持和便利,是当前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当务之急。中国的有关部门与企业应该着眼于以下五个基本领域。


第一,重点要做到文化输出和认同。要想争取人,要想打动人,关键在于中国提供的东西能否帮助其改变命运。在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的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办学校、办技校、劳动技能培训机构等造福当地实惠的事情,让文化交流从流于形式走向实在。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建立起国内大学与援建中学的学员输送机制,或者建立起海外中国企业与技校毕业生的联动机制。一方面,我们可以将中国影响力通过劳动力引入和人才培养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同社会大众和家庭捆绑在一起,从而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



第二,要尽快完善海外金融服务的顶层设计。建立适应全球化高效运作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加强对外投资支撑体系尤其是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如增加我国在海外的金融机构服务网点,改变海外金融服务滞后的现状,放松对“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企业的外汇管控,简化国内向海外进行汇款的操作等。


第三,要依靠民间,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商会、NGO组织先行。很多事情,交给民间办往往效果可能好于官方举办。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对外援助,大多是以官方名义进行的,但往往缺乏竞争、绩效不佳。通过培育中国自己的民间涉外团体来负责这些项目,就会解决很多问题。欧美国家抱团竞争,商会先行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企业要进入某个产业或市场,商会可以为其提供很多基础数据资料,当成员之间出现竞争时,商会协调可以让企业降低风险并且提高效率,减少成本。


第四,要重视利用爱国宗教团体与少数民族的资源来推进民心相通。近年来,中国已经比较注意与华侨界和当地华人社区建立并维护关系,但这些努力经常受到种族、语言和文化的限制,对于非华人群族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应该考虑一些更加适合的方式来跨跃种族、文化之间的界限。比如考虑到不同宗教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资源,尊重并选择合适的方式去适应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宗教信仰,成为进“一带一路”战略的独特力量。同时,熟悉当地文化,可以为中国国家形象深入当地搭建有效桥梁。



第五,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构建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路径。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打破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格局另起炉灶,而是在现有国际经济合作秩序前提下的新的合作倡议。因此,首先要充分利用既有合作机制,利用既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与平台,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合作基础。其次,要着眼创建专门的合作机制。目前,我国主要是与相关国家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备忘录或者规划,从宏观上获取更多国家和地区对于我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理解和支持,尚处在双边以及多边合作的区域性合作架构构建阶段。最后还要先易后难,逐层次推进。如先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强援助与合作,此类合作相比能源、金融、政策等领域达成共识的难度较低,相关国家也非常急需,比较易于推进。而在金融规则建设、投资管理制度创新、投资与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难度比较大,需要综合考虑国际化差异、国家安全等特别顾虑以及民族宗教方面的差异,要在上述方面建立区域性的信任合作机制,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来源:一带一路编辑部